太原10月9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曝光台发布《关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违规设立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严重影响货车通行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违规对道路限高设卡、随意执法等公路乱象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督查发现，部分地方或在省干道及农村公路上违规设立限高设施，或在城区道路及外环主要过境通道随意限高，一味限高限行搞“一刀切”，降低货车通行效率。
南向通道限高4.5米，北向通道限高2.4米，双方向限高不等，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国道338时，货车司机只得绕行甚至逆行。
无独有偶，在河南省安阳市，限高设施遍布城区主干路的各个出入口，由于被限高杆挡住去路，货车司机每次只能再单独雇佣电动三轮车，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送货进城。
此外，部分地区农村公路限高限宽过多过密现象严重。仅河北省石家庄三环以内就建有限高杆200多处，而在安阳市汤阴县，仅农村公路就设立了34处限高杆。
违规限高限行，让货运企业和货车司机承受着不合理的负担。安阳市多名司机受限行管控影响，货车运行只能改道或绕行安林高速，每车每趟往返需要多花500多元，总体利润下降30%左右。部分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还反映，走限高设施路段需要绕行甚至逆行，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还有部分地方利用通行证吃拿卡要，催生“黄牛党”敲诈勒索。
“‘杆不能过、证不好办、路不好走’，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官员懒政思维，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怪。”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肖瑞宁表示，违规限高不仅坑害司机、有损地方经济，还易滋生吃拿卡要等腐败问题，应当彻查严惩。
去年7月，交通运输部在全国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清理行动。然而督查发现，山东、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市县却出现清理工作流于形式，大面积瞒报漏报现象。如山东省聊城市共有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703处，莘县等5个县区漏报瞒报359处。淄博市去年共排查出限高设施402处，仅拆除63处，其中张店区、临淄区有88处净高不足4.5米的限高杆，以保护道路名义、补办相关手续等方式予以变相保留。
顽疾为何久治不绝？
“迫于环保考核压力，多地在环境监测装置附近设置限高栏。”据相关专家介绍，部分地方党员干部为保证环保数据、指标稳定，要求货车等“污染源”绕道而行。而“一刀切”设置限高杆则是一种治理成本低、省人力的方式，尽管简单、粗暴，但却十分“有效”。
“根子在于错位的政绩观，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所以问题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个个接连而至。”专家表示。
如安阳市制定《柴油货车路检路查联合执法检查站考核办法》，对抽检数量和不合格车辆检出率作出明确要求，对于分数排名靠后的单位每月进行通报批评甚至约谈问责，直接导致当地过度执法问题频发。
限高本质上是一种保护群众安全、道路安全的措施，但只顾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保护也会“变形”。
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已达420万公里，道路筹建的方式多种多样，对于一些自筹资金建成的乡村道路，因保护道路而限高的意愿更强烈。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村民、货车相互“斗法”的怪象——村子限高3.5米，货车改装到3.4米，村子限高改成3米，货车高度随之降到2.9米。
依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可以在乡道、村道的出入口设置必要的限高、限宽设施，但前提是不得影响消防和卫生急救等应急通行需要。“降着降着，就没人顾得上规定了，这也是互相伤害之后的无奈之举。”专家说。
无视法条、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甚至“懒政怠政”等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尤为突出。聊城市以应急减排为名，违规设置4处限行卡点，对8吨以上过境重型柴油车禁行，现场由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外雇的保安对来往车辆进行限行、劝返，检查卡点现场既无尾气检测设施，也无货车称重装置，“8吨以上”“过境重型柴油车”等规定仅由保安目测。
货车通行不能一“限”了之、一“卡”了之。应当看到，当前限高设卡、随意执法问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个深层次、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协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针对国办督查室通报的违规设立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严重影响货车通行问题，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认真调查整改并提高站位、举一反三，在全省开展全面排查治理。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作出部署，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全面彻底整改。河北省纪检监察系统将跟进监督、督促整改并严肃查处有关违纪违法问题。河南省纪委监委高度重视曝光问题，目前正会同安阳市纪委监委开展调查，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聊城市、淄博市纪委监委各有关部门正通过开展核查、成立工作专班、列席整改部署会议、参与实地整改督导等方式，全程跟进了解、监督整改进展。
目前，多地已对辖内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重新开展摸底排查和清理规范，对违法违规设置的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进行拆除。
“不能搞‘运动式’整改，还是要长远规划，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政绩要求之间做好权衡，切忌顾此失彼。”肖瑞宁说。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