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政法机关积极推进疫情防控举措、严查严惩涉疫违法犯罪、护航企业复工复产，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但与此同时，一些突发案事件和执法司法工作引发舆论关注，考验政法机关实体处置和舆情应对能力。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从2020年上半年收录的350余起网络舆情事件中，筛选出132起具有代表性的舆情事件，进行定量计算与分析，以此总结今年上半年的政法网络舆情特征、评估政法机关舆情整体应对情况，为政法机关舆情处置工作提供参考。

分析发现，在舆情特征方面：2020年上半年，湖北、山东等省份舆情高发，热点区域由中部南移；公安机关舆情数量占比最高：超一成舆情事件需要多部门联合应对；过半舆情发生在区县一级，纺锤型结构进一步失衡；政法机关“有错在先”比例减少，执法司法争议最易衍生负面舆情；微博仍是舆情主要来源，网民爆料、大V转发、媒体报道构成舆情爆发“三要素”；舆情爆发时长缩短，旧案翻炒比例减少；妨害疫情防控以及恶性伤害案件高发，考验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在舆情应对方面：政法机关回应率再创新高，涉疫舆情做到“件件有响应”；涉事部门自主回应意识强，多部门提级处置涉疫舆情；政法机关响应速度持续提升，涉疫舆情平息率高于非涉疫舆情；媒体和“两微”占主导，新闻发布会通报效果显著；大部分未回应舆情“烂尾”，涉疫舆情舆论满意度中等偏上。

第一部分：总体特征

1. 地域：热点区域由中部南移 湖北、山东两省舆情高发

2020年上半年，舆情高发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北、山东、江西、江苏、湖南等省份。对比2019年上半年排名前列的辽宁、河北、河南、陕西等地，舆情高发区域由中部向南部转移。作为疫情重灾区，湖北当地发生了较多与疫情相关的舆情事件，导致此次排名位居第一。如刑释人员离汉抵京被确诊新冠肺炎、退休厅官感染拒绝隔离、武汉两名医生被患者家属打伤、孝感一小区发生聚集事件等，均引发舆论较多关注。山东省内，鲍毓明性侵“养女”案、任城监狱发生疫情、青岛即墨警方打击涉疫情谣言等事件分别引起舆论对未成年人保护、监狱“战”疫、谣言治理等相关话题的讨论。

四川、河北、广东等地也是舆情多发区域。因经济、情感矛盾纠纷引发恶性刑事案件是主要舆情类型，如河北、四川等地接连发生“因邻里矛盾杀害邻居后自杀”“因家庭纠纷杀害哥嫂全家”等恶性案件；广东多发暴力伤医案件，关注较高的有“广州一患者因诉求未满足用带针头的注射器挟持一名护士”“外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殴打、咬伤医护人员  广州警方已刑事立案”等。

2. 系统：舆情辐射面更广 超一成舆情需要多部门联合应对

从舆情事件的系统分布来看，公安机关占比最高，且较2019年上半年上升近10%。一方面，这与疫情期间妨害疫情防控、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多发有关，公安机关快速介入、严厉打击，保证舆情平稳过渡；另一方面，公安民警执法过程中的不规范、不统一等老问题依然存在，如杭州女律师遭陌生男子当街抱腰猥亵，警方不予处罚遭到起诉。法院、检察院系统舆情数量较2019年上半年稍有下降，主要表现为对司法决定的争议，如扬州一员工拒绝加班被判赔公司1.8万元一事中，舆论就劳动权益保障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广东广宁县一交警队长儿子撞人致重伤后逃逸，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遭到网络质疑。此外，浙江十里丰监狱、山东任城监狱等多所监狱发生疫情，以及北京郭某思减刑案，导致司法行政系统舆情备受舆论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跨系统舆情较去年同期升高近一半，这类舆情需要多部门形成联动、共同应对危机，提升公众信任度。如北京郭某思减刑案涉及监狱、检察、法院等多个系统，舆情爆发后，北京市立即成立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监委、市检察院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并向公众通报调查结果。最高检还就该案调查结果发声，表示要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3. 层级：过半舆情发生在区县一级 纺锤型结构进一步失衡

从舆情发生的地域层级来看，地市一级舆情较2019年上半年减少近10%，这与各地不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关，地市一级社会治安环境逐步提升、群众办事更加便捷、矛盾纠纷化解更加快速。区县一级舆情数量占比达56.1%，增长近14%，这一数值在2018年为30.4%，2017年为25.8%，由此可见，舆情仍在向县域下沉。而区县层级舆情多发，既表明基层群众守法意识薄弱，也说明基层执法司法单位在能力、规范、效率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乡镇及以下舆情较去年大幅减少，多数为社会治安案件。

4. 起因：政法机关“有错在先”比例减少 执法司法争议最易衍生负面舆情

此次纳入统计的舆情事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中性舆情，即案事件因其巨大影响力而吸引舆论关注，但政法机关处置应对并未受质疑，这类事件主要包括治安刑事等案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政法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后舆情或平息或平稳；二是负面舆情，政法机关实体工作或舆情应对存在问题，进而引发舆论争议、质疑。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的负面舆情占比45.5%，较2019年（72.6%）下降27.1%，政法机关“有错在先”的情况得到较大改善。

负面舆情中，执法争议和司法争议占比较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同案不同判。疫情防控期间，多地出现多起暴力妨害疫情防控事件，有地方予以批评教育或行政拘留，有地方则以刑事立案，此类事件令公众产生执法司法标准不统一的质疑。二是案件处理结果与公众期待不符，如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猥亵儿童被判5年，舆论普遍不满法院量刑。此外，不当言行、失职渎职、粗暴执法等问题也是诱发负面舆情的重要因素。

5. 来源：网民爆料、大V转发、媒体报道构成舆情爆发“三要素”

政法舆情来源十分多元，微博仍然是最主要的渠道（38.6%），网络媒体（22.7%）和报刊（17.4%）则紧随其后。从舆情发酵的方式来看，网民爆料、大V转发、媒体跟进报道这一路径较为普遍，也是多数“爆款舆情”的发酵模式。媒体方面，《新京报》、红星新闻、澎湃新闻、上游新闻、封面新闻等都市类媒体表现突出，是热点舆情的重要推手。例如，2019年底，重庆一学生家长不断爆料称其子在校期间被同学欺凌、性侵致跳楼身亡，始终未引起大范围关注。今年6月初，这名家长发布的一条控诉微博经上百名网络大V转发后被转评几十万次，上游新闻等媒体快速跟进，刺激事件热度攀升，最终形成热点舆情。

6. 爆发时长：舆情爆发时长缩短 旧案翻炒情况减少

从舆情爆发时长来看，1天内就爆发的舆情占比过半，较2019年上半年增长近一成。此类舆情主要涉及恶性刑事案件、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新媒体时代，媒体为抢占信息发布先机，通常首选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发布事件简讯，使得舆情爆发时间进一步缩短。如广西一小学砍人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小时，“@潇湘晨报”就发布了案件情况，“@观察者网”“@界面新闻”“@澎湃新闻”等媒体纷纷转发，迅速引发网民围观。

与爆发时长缩短相对应的是，旧案翻炒现象有所减少，事发一个月以上才爆发的舆情较2019年上半年减少一半。但也需注意到，被翻炒的旧案往往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如不加以重视，对政法机关形象的破坏力不容小觑，如北京郭某思在超市打死提醒戴口罩的老人一案中，舆论挖掘其前科犯罪，进而发现其多次减刑存疑，事发时间被拉回到郭某思第一次减刑的2007年6月，无疑给处置部门的调查工作增添了现实难度和舆论压力。

7. 类型：妨害疫情防控及恶性案件高发 考验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

疫情初期，舆论场话题类型较为单一，网络舆情几乎全部与疫情相关。从类型来看，妨害疫情防控与抗拒疫情防控措施占比较高，合计近两成。此外，影响较大的事件还有暴力伤医、疫情防控失职渎职、造谣传谣等类型。疫情防控态势向好后，舆论场话题逐渐多元，各类舆情事件接连出现，且同一类事件集中曝光的现象较为突出。如4月初至中旬，北京、江苏、陕西、四川、江西、浙江、安徽等地相继发生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及精神病人伤人案件，一度引发社会恐慌情绪；5月以来，多起不同类型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进入公众视野，激起社会强烈愤慨，政法机关介入速度、办案效率、量刑尺度等环节成为舆情发酵的风险点。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